华国锋“文革”初期
文／苗长青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及华国锋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彼时，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职，他的人生亦步入了极富挑战与关键性的阶段。
遭到批斗和关押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在湖南，各级大中小学纷纷宣布停课，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学生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发起了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抵制行动。校园内，大字报如潮水般涌现，由学生们自发组建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壮大，四处展开对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批判和斗争。与此同时，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对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林增平等人进行了公开的批判。
紧接着，运动迅猛席卷整个社会，众多机构纷纷掀起一股狂热，旨在揭露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反动学术权威”。在这股浪潮中，众多才华横溢、成就斐然、颇具影响力的科学家、教授、作家、艺术家、编辑和记者等，均未能幸免于难，成为了批斗的对象。
在8月1日至12日期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中全会于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此次运动的宗旨在于“彻底打倒那些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以及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此次运动的焦点，便是整顿党内那些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会议进程中，毛泽东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内部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其批判锋芒直指刘少奇与邓小平。
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第二届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会上，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书记处书记华国锋传达了中共第八届第十一中全会精神。与会人员聆听传达后，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心中不禁忧虑重重。他们开始疑惑，自己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是否也将面临“炮火”的冲击。
此后，局势愈发陷入混乱，运动的主要矛头转向了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炮轰”。上街游行、冲击党政机关、举办批斗大会等事件频发。在9月9日至12日期间，长沙部分高校及厂矿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连续举办群众集会，王延春被迫前去进行检讨。
中央做出决策，将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平化同志，再次调回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张平化同志抵达长沙后的翌日，便前往湖南大学参加了一场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勇于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话音刚落，便不幸遭到了批斗。他的脖子上被迫挂上了一块写有指责字样的黑牌子，被迫站在主席台上，低头弯腰，姿态谦卑。
面对当前这一混乱状况，华国锋深感忧虑。他愤慨地表示：“这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对个人的诽谤！”内心的痛苦让他连日来难以入眠。他指出：“那些造反派总是对一线工作者进行攻击，张平化未归时，他们针对的是王延春；张平化归来后，矛头又转向了他。然而，中央文革派却觉得这种混乱还远远不够。”
自此，湖南省内愈发多的领导遭受批斗之苦，各级党政机关亦随之陷入瘫痪境地。
十一月中旬，华国锋因事务繁重，身心俱疲，不幸患上了心脏病，遂入住了一所隶属于部队的医院。按照当时的中央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地方的政治运动，因此，该医院尚能保持相对的宁静。然而，在华国锋住院约二十天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表了一番讲话，指出地方领导干部不得躲避至军队中，而是应当直面群众。众所周知，直面群众往往意味着面临批斗和斗争，个人的人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考虑到不愿将他人牵涉其中，华国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医院，前往湘潭韶山灌区管理局。
反动势力未能寻觅到华国锋的踪迹，遂将他的妻子韩芝俊作为替罪羊，进行公开的批斗。无奈之下，华国锋只得重返长沙。
华国锋重返长沙，便陷入了持续的批判与斗争之中。每日，他携带着一个书包，内装牙刷、牙膏、毛巾以及换洗衣物，四处奔波，接受批斗并接受审查。
自1967年1月起，群众组织渐次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两股势力，冲突愈发剧烈，众多工厂和矿山被迫停工，严重干扰了生产秩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
五月间，一股群众组织力促华国锋公开发表立场，与他站在同一阵线。华国锋却选择了沉默，拒绝露面。5月9日，他与湖南省农工部部长万达共同撰写了一则大幅标语，号召两派群众应团结一致，避免相互争斗。
此举激怒了“工联”和“永向东”等群众组织，他们坚信这是华国锋将挑动群众相互斗争的罪名强加于革命造反派身上，甚至牵连到支持革命造反的干部。因此，在大字报张贴的当日，“工联”便将华国锋与万达拘捕，并在湖南省体育馆召集群众大会，展开了对他们的批判。在批判过程中，两人被迫身着单薄裤子，跪于冰冷的地板上。批判结束后，他们被秘密押送至长沙电器制造厂，并被软禁。造反派担心军区得知此事，于是在接下来的四五十天里，他们辗转迁移了六七个地点。在此期间，他们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多次对华国锋进行了批斗。
“华书记，您的头发较长，批斗时恐怕会不慎被抓扯，不如让我帮您理个发吧。”华国锋对此深表感激。师傅于是为华国锋修剪了一头小平头。翌日，当华国锋再次面临批斗时，造反派便无法抓住他的头发，从而让他减轻了不少皮肉之苦。
周恩来电话要人
1967年夏日，各地市纷纷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冲突，三湘四水之上，刀光剑影，整个地区陷入了空前的“全面内战”状态。
为了制止武斗，实现安定团结局面，6月，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两派群众组织的领导、革命干部代表召到北京开会，筹备成立“三结合”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周恩来给湖南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去北京开会。周恩来先后打了两次电话，但省军区没有找到华国锋。6月14日凌晨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广州军区终于找到华国锋，把他解救了出来。
周恩来未曾与华国锋有过相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华国锋长期在湖南担任职务。由于周恩来鲜少前往湖南，直至1966年之前，华国锋仅在来京参加会议时聆听过周恩来作的报告，并未有过个人层面的接触。因此，周恩来连续三次拨打电话，理应系受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坚持要华国锋参与会议，意在让他融入省革委会的领导团队。
6月21日，华国锋乘坐航班离开长沙，前往北京。在登机之际，“工联”组织要求华国锋对此作出支持表态。然而，华国锋回应称，自己被拘押数月，对时局不甚了解，因此“无法作出表态”。随后，一位姓黄的“工联”常委未经授权，擅自代笔起草了一份声明，声明内容为支持“工联”，并盗用华国锋的名义予以发表。
七月，中央针对湖南问题的会议正式召开。此次会议邀请了湖南省军区的高级将领、地方各级干部代表，以及来自两派群众组织的领导出席。在会议进程中，中共中央通过正式文件向在首都参加会议的两派代表传达了明确要求，指示他们就“不举行游行、不发生冲突、不任意拘捕人员、不干扰交通秩序、不擅自动用武器、不动员农民进城市参与武斗”等关键事项达成一致，并在签署协议后，通过电话通知各自所属的群众组织，确保协议内容得到切实执行。
鉴于湖南省军区已介入派性纷争，8月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派遣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入驻长沙，随即接管了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权。8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正式宣布由第四十七军主导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并决定设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该小组组长由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担任，副组长则由华国锋及中共湖南省委候补书记章伯森担任。决定中强调，必须“坚决遏制武斗，反对煽动农民涌入城市及工人、学生下乡参与打、砸、抢、抄、抓等行动”，“任何派别，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夺取解放军的枪械、抢劫军火库及各类军用物资”。
8月19日，参加湖南代表团赴京会议的代表们，多数已安全返抵长沙。
加入湖南革委会，多次被毛接见。
随着赴京的代表返抵长沙，湖南地区的武斗活动依然此起彼伏。自1967年7月至8月下旬，邵阳军分区及武装部等单位相继遭遇武器抢夺，包括各类枪械818支，迫击炮27门，手榴弹逾1.2万枚，子弹约2500万发。代表们从北京会议归来后不久，长沙城内便爆发了一场持续三日的剧烈武斗，造成24人丧生，众多人员受伤，湘绣大楼亦遭焚毁。至9月4日，邵阳亦发生了武斗，造成数人伤亡。
自即日起，湖南省内党、政、财、文各领域的权力均由省革筹统一行使。作为临时性的权力机构，省革筹将负责领导全省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工农业生产工作。
自湖南省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该组织积极采取行动收缴武器，有效遏制了武斗行为，进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全省范围内的武斗活动得以逐步平息。
10月14日，湖南省正式成立生产指挥部，肩负起全省工农业生产的领导重任，旨在积极改善连续多年下滑的经济态势。鉴于华国锋同志对经济工作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荣获任命，担任该指挥部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职。
1968年4月8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共同批准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黎原同志担任主任一职，而龙书金同志则被任命为第一副主任。此外，华国锋、杨大易、章伯森、刘顺文、胡勇、叶卫东等同志也一同被任命为副主任。
1970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的批准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即省委）正式宣告成立。黎原同志被任命为组长，而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同志则担任副组长的职务。
在这前后，毛泽东几次接见华国锋等人。
1967年9月，毛泽东踏上了离开北京的旅程，前往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进行视察。9月18日，他的专列抵达湖南省会长沙。在专列中，毛泽东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委员会的工作汇报。次日清晨10时，毛泽东会见了湖南省革筹委员会的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应致力于实现广泛的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下，工人阶级内部更无理由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他呼吁各派组织应减少对他人缺点的指责，将他人的缺点和错误留给自己来反思，并积极进行自我批评，以寻求共识，保留差异。
毛泽东曾言：在广大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优秀的，而那些表现不佳者，实属少数。我们应当容许他们犯错误，并给予改正的机会；坚决摒弃暴力行为，禁止打人、伤害他人，同时应拓宽教育领域，释放干部的潜能。
毛泽东曾向华国锋等同志追忆起他于1917年徒步跋涉，行程千里，深入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往事，并感慨地提及：“那时的山道确实难行啊！”毛泽东的记性非凡，对于那段时期遇到的人和事，他依然记忆犹新。
1969年6月，毛泽东同志重返湖南进行视察。28日，在长沙，他亲切接见了黎原、华国锋两位同志，并详细听取了关于湖南工作的汇报。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该单位自分裂为两派已历时三年，亟待实现团结；应积极引导和教育，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绝大多数人是值得信赖的。干部们在获得解放后，不妨考虑调换工作地点；即便是对待敌人，也应讲究策略，过多地抓捕人员，处理起来便会显得棘手。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湖南需在十年内发展成为工业强省。在得知湖南煤炭产业呈现出显著增长势头时，他激动地表示，必须改变北煤南调的格局，积极推动湖南煤炭工业的繁荣发展。
得知湖南澧水地区发现了一座大型盐矿，湖南省委已作出建设湘澧盐矿的决策，毛泽东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连连称赞道：“好！好！好！”
当年的11月，毛泽东同志重返湖南进行视察。12日，他聆听了黎原同志和华国锋同志的详细汇报。对于湖南局势的稳步发展，毛泽东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指出：相较于前次来访时的急躁风暴雨般的景象，当前形势已明显好转。尽管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变数，但总体大局将保持稳定。他强调，自党的九大以来，我们必须坚持革命与生产的双重任务，“湖广之地，粮食丰盈，足以养天下”，中南各省应着力加强农业生产和粮食保障。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这一基础中的基石。我们要致力于推动革命事业，促进生产发展，加强工作推进，以及做好战备工作。
1970年五月，华国锋同志偕同湖南省的有关部门负责人，特地赴洛塔公社——一个土家族聚居的地方开展调查研究。在那里，他们亲临天坑堵水工程的现场，与当地的干部们合影留念。
推进湖南“学大寨”活动
华国锋自被委以湖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重任以来，把握武斗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的契机，秉持毛泽东数度谈话的指导精神，全力以赴投入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振兴工作，其中尤以农业生产为首要任务。
1968年2月29日，随着春耕季节的日益临近，在华国锋同志的主动倡导下，省革筹、第四十七军以及省军区共同发布了《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紧急动员令》。该令强调必须迅速构建和完善各级生产管理团队，同时明确指出，农村生产队原则上不得擅自夺权，并严格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深入生产一线，亲自指导并组织春耕生产工作。此文件的发布，对于维护农村稳定局势以及高效组织春耕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在旧社会要过5年饭，做过18年长工，是个苦大仇深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干部，总想多给群众办点事，于是，他总是向上级领导强调他们这个地方有多么困难，条件多么差，向上级要钱、要粮、要干部，大家称他是“三要”干部。后来，他到大寨参观，看到大寨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干苦干，使大寨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时都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深受教育。回来后，他就带领全公社的干部、社员大干起来，仅用两三年时间，就使这个公社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产量、集体经济收入成倍增长，由年年吃国家返销粮变为年年卖给国家大量余粮。武斗期间，他从不参加武斗。一次，一个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打来电话，要他带领500民兵参加武斗，他斩钉截铁地说：“要我解放台湾可以，马上就去；要我参加武斗，死也不干！”后来，他“靠边站”了，便带着背包，下到水利条件很差的芭蕉堰大队，带领该大队干部群众苦干了一个冬春，修了一座水库，使1000多亩农田摆脱了干旱的威胁。
闻悉这一先进典范的事迹后，华国锋于1968年4月亲自莅临视察。随后，他在湖南全省各次会议上大力推广，倡导全省干部向刘春樵同志学习。在一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华国锋指出，在农村，我们必须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像刘春樵这样的干部，数量达到成千上万，乃至数万。若能拥有一大批此类干部，并团结起众多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我们的事业必将迅速繁荣兴盛。
当时，部分地区未能切实执行党在农村的政策，擅自采取超越阶段的“土政策”，甚至没收了党允许社员保留的自留地，无视客观条件盲目合并社队，还将社员合法的家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此，华国锋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稿），并于1969年9月17日以湖南省革委会的名义正式发布，有效纠正了这一错误倾向。
为推动农业发展，华国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力领导发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自1968年冬季至1969年初春，他先后组织全省范围内的四万余名农村干部赴山西大寨进行实地参观与学习。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华国锋敏锐地发掘并确立了两个典范，分别是位于湘南丘陵的新田县和湘北洞庭湖区的安乡县。新田县虽自然资源匮乏，而安乡县则条件相对优越，然而两者在运动中都积极投入，艰苦奋斗，粮食产量实现了显著增长。华国锋深信这两个案例极具示范意义和说服力，因此向全省发出了“学习新田，学习安乡，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倡议，这一号召极大地促进了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以及农村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在听取汇报后，毛泽东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激动地表示：“你们南方有新田，北方有安乡，这条路子走得正，各地都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大寨。”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大寨之所以出色，正是因为其自力更生的精神。无需过多的人前往大寨参观，人潮如织反而可能造成负担。你们应该自力更生，打造自己的‘大寨’！”
继新田、安乡两地县级先进典型脱颖而出，华国锋同志又敏锐地发掘并树立了龙山县洛塔公社与邵东县野鸡坪大队这两个基层典型。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全省范围内学习洛塔、野鸡坪的决定，并主持召开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大力推广了洛塔与野鸡坪的成功经验。
榜样的力量，其潜能难以估量。湖南省革委会农村办公室曾发表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
昔日，全省逾百万民众纷纷赴洛塔、野鸡坪观摩学习。众人目睹了洛塔、野鸡坪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又聆听了当地干部群众改写命运、勇攀高峰的英雄壮举，无不深受振奋与启迪。那些曾畏惧困难的同志，也借此找到了自身思想上的不足。他们纷纷表示：“社会主义非等非靠，唯有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创造。”“若要山河换新颜，必然要洒下辛勤的汗水。”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学习洛塔、野鸡坪的热潮，洛塔、野鸡坪式的先进社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邵东县的野鸡坪大队地处一片石头遍布、水源匮乏、土质贫瘠、产量低微的土地。自1970年起，该大队的先进经验得到了认真推广，队伍挺进荒山乱石之间，新开辟田地超过五万两千亩，改造坡地及开荒建园累计九万五千余亩。与此同时，大队大力开展水利工程建设，确保了80%以上的土地实现旱涝无忧，粮食产量逐年攀升，至1973年，亩产量已突破千斤大关。桃源县曾以“山多如和尚头，田多望丰收，既怕旱又怕涝，年年为水所困”著称。自1970年起，以新田、安乡、洛塔、野鸡坪等村为典范，全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革命精神和拼搏精神为动力，全面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规划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综合整治山水田林路，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县域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每人拥有一亩旱涝保收农田的目标，粮食产量连续三年突破计划指标。
在“文革”的开端阶段，湖南省众多企业因武斗而被迫停工。华国锋在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同时，亦着力推动湖南工业的复苏与进步。即便当时整个经济基础尚显薄弱，华国锋对环境保护问题亦给予了高度重视，积极着手治理工业“三废”，为广大民众带来了福祉。
1955年，毛泽东在巡视途中与湖南省委的各位负责人展开了亲切交谈。图中的左侧第一位，便是华国锋同志。
毛泽东在主持欧阳海灌区的建设过程中，向华国锋讲述了关于舂陵水的典故。
位于湖南省桂阳县舂陵水之畔，一座雄伟的大型深孔溢流双曲薄拱坝巍峨耸立。其后，一片宁静的湖泊倒映着山峦与林涛；其前，两条水渠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分别向东西方向激流勇进，总长超过1900公里，分支多达90余条，流经耒阳、衡南、常宁、衡阳等地，灌溉着湘南72万亩的农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欧阳海灌区。该灌区以灌溉为核心功能，同时在防洪、发电、航运等多个领域展现出显著的综合性效益。由于该灌区的枢纽大坝坐落于被誉为舍己救人英雄欧阳海的故乡——桂阳县，因此得名欧阳海灌区。
欧阳海灌区，作为继韶山灌区之后的又一重要水利工程，由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建设。
舂陵水是欧阳海灌区的水源所在，当年毛泽东同志莅临湖南视察时，曾向华国锋同志提及关于舂陵水的传说。他讲述道：古时，舂陵侯曾行善事，深受百姓爱戴，故此河得名舂陵水。由此可知，行善者历来受人敬仰。毛泽东同志以此典故勉励华国锋同志，希望他能多行兴修水利、造福民众的善举，如欧阳海灌区一般。
1966年11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及湖南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项重要决策，决定启动欧阳海灌区的建设工程。在此基础上，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该工程总指挥部的党委书记，并担任总指挥一职。
数月前，勘测、设计和论证等前期工作便已悄然展开。华国锋同志更是亲临现场，对枢纽大坝的坝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9月的某日，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对工程方案进行审议。尽管华国锋当时身体抱恙，却依然坚持出席了会议。见其行动略显艰难，同志们便将图纸铺展在座椅前地板上，方便他查阅。由于视线不佳，他便从座椅上起身，坐到了地板上仔细观察。随后，他干脆趴在图纸之上，一点一点地审阅，与大家逐条讨论，直至图纸上的每一处都仔细研究完毕。
1966年十月，欧阳海灌区工程的试建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该灌区建设篇章的正式开启。
在探讨枢纽大坝的坝型时，我们曾初步设想了数种可能性：其一为大头坝，其二为重力坝，其三则为双曲薄拱坝。其中，第三种方案在技术层面颇具先进性，且在经济性上也相对节约。然而，当时我国尚无此类坝型的建设经验。虽然国外仅有少数几座此类大坝，但它们的规模均较小。尽管工程技术人员对实施这一方案抱有浓厚兴趣，但心中仍存疑虑，缺乏足够的信心。
华国锋力主积极采纳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坚定地支持第三方案。最终，我国成功建成了全球首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深孔溢流双曲薄拱坝。此举为国家节省了高达300多万元的资金、1万吨的水泥以及50万个劳动工日。
此举能够降低淹没范围，减少移民数量；同时，常宁干渠的建设成本高昂，而其带来的效益却相对较小。
大坝应按130米标准建设，初期运行蓄水位为125.5米，移民工作也应按照125.5米的标准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运行后，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提升蓄水位，并有序组织移民工作。
华国锋的这一观点，兼顾了长远规划和当前的实际状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自那之后，持续已久的争议得以平息，众人的心情亦随之舒畅。
汲取韶山灌区建设之经验，华国锋提出，沿灌区水渠一线需建设码头与跨渠桥梁。此举使得灌区四大干渠周边共增设码头、跨渠桥梁等配套设施2800余处，深受民众喜爱。
1970年夏，欧阳海灌区建成。
8月1日，枢纽工地隆重举行了灌区通水庆祝大会。在此盛会上，华国锋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亲自为启闸放水仪式剪彩。
随着闸门的缓缓开启，浩荡的舂陵水顺着人工凿就的隧洞，从山峦彼端的水库涌至眼前洞口，顺着宽阔的河道奔腾而去，远方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雷鸣般的欢呼声，震撼着山谷，回响不绝。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地实施扩建工程，毛泽东亲自派人实地考察后，对该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满意。
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乃毛泽东同志的故里。此地坐落着毛泽东同志的故居，而毛泽东家族中的众多烈士亦皆在此地降生、成长，并从此踏上了革命征程。
解放战争胜利后，华国锋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一职，并曾亲自参观毛泽东同志的故居。彼时，历经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的破坏，故居已显破败之态，华国锋感同身受，心中颇为沉痛。为使民众得以瞻仰并从中汲取教益，在华国锋的主持下，当地政府对该故居进行了必要的修缮。至1961年3月，毛泽东同志故居正式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倡议下，于毛泽东旧居附近约半公里处的引凤山下，新建了“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该馆于1964年7月1日举行奠基并动工建设，仅用100天便告落成，此举堪称奇迹。开馆之后，收集到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以及堂妹毛泽建的照片。华国锋随即亲自将这些照片送往北京，请毛泽东亲自鉴定。毛泽东经过仔细辨认，确认照片的真实性。他亦询问了照片的来源。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于照片背面题写了两行字：原件奉还，请洗一套寄我。毛泽东还指示华国锋将照片展示给总理。华国锋返回湖南后，对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表示：“这些照片是无价之宝，你们应立即冲洗一套，转送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携带冲洗完成的照片重返北京，亲自将它们交到毛泽东手中。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向韶山进行参观。1967年12月26日，长沙至韶山的铁路线路正式开通，使得前往韶山的行程变得更加便捷。随着参观人流的大规模涌入，韶山故居与陈列馆逐渐显得空间局促。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于1969年作出决定，对韶山革命纪念地进行扩建工程。这项工作由曾担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负责。
韶山“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曾撰文回顾此事。文中记载：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程启动，首要任务是确保韶山冲区域，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旧居周边的原貌得以保留。在探讨建筑方案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及时向我们强调：韶山作为革命圣地，陈列馆的打造绝不能追求豪华、宏伟，绝不能是高楼林立、金碧辉煌。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我们应当认真研读、深刻领悟毛主席的著名诗作《七律·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所蕴含的精神，维护韶山革命的历史原貌，并着力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此过程中，我们还需秉持节约的原则。
“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同样要保留，那几棵高大的松树更是一动不能动。”随后，我们遵循华国锋同志制定的方案进行施工，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幸亏有华国锋同志的及时指导，才使得陈列馆的建设得以充分体现毛主席的期望，完美保留了韶山的革命风貌。
韶山陈列馆的扩建工程圆满落成，展品亦已布置妥当。毛泽东亲自派人前来视察，对其赞不绝口。诸多外国友人亦纷纷赞叹，韶山革命圣地的建设既朴素又大方，实为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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